守信都是杜中宵一手带出来的专门官员，被训练得多了，自然明白这些。
行会、牙人，不管是官方的，还是民间的，只要垄断了市场，控制了供应的价格，对商业必然会形成破坏。货物价格高，但制造者并不会得到好处，普通百姓更是如此。行会和牙人会从高价中得利，不只是赚得多，更重要的是利润稳定。
作为禁榷之物，官府的酒税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。提高酒税，抬升价格，民间消费量减少，自己酿酒的人家增多，提价不提量。降低酒税，则促进民间百姓消费，数量上去。两相比较，酒税基本固定。只不过因为酒是消费品，官府不单只是算经济账，会把酒税定在一个合适的数额上。
行会与官府行为类似，作为管理者，希望有尽可能高的收入。他们既不是生产者，也不是面向消费者的销售商，既然收入基本固定，自然会倾向于提高价格，节约管理成本，同时获得额外的好处。如果生产技术发展了，商会依然会优先压制生产，提高价格，保证自己的利益。
初立的会社，以生产者为主，很少有行会性质，官督补充他们的不足。随着优胜劣汰，其中一部分做大，成为了新的行会。此时官督的作用是把新的商会破坏掉，保持生产和商业的活力。
杜中宵在京西路数年，这一套商业体系亲手建立起来，自然比谁都清楚。可惜时间太短，京西路一直处于释放活力的时期，他找不到机会试手，摧毁一部分重新成长起来的行会力量。
这种例子古今中外多的是。此时广泛存在的行会牙人不说，京西路已经尝到了甜头。后世历史上的大盐商，借助官方力量垄断盐业销售，既不会让盐降价，也不会让百姓得到好处，自己富可敌国，只是方便了朝廷管理而已。当后来进入工业社会，一些国家的农业出了统一的协会，他们的存在同样既不会让生产者得利，也不会造福于消费者。而只会做为管理工具，有稳定的作用就了不起了。
铁监是京西路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，营田厢军集中在这里整训，让很多官兵开了眼界。营田务与此不同，是半军事化管理，一切显得井井有条，生活安稳，但却没有铁监这种肆意生长的经济活力。
抬着猎物，一路回到了十三郎马军的驻处，杨文广、赵滋和窦舜卿得了消息，已经等在那里。
见了礼，十三郎吩咐属下收拾猎物，用大锅煮了，准备酒筵。姚守信吩咐随从回自己住处，从那里要些好葡萄来下酒。现在正是瓜果上市的季节，军队驻地虽然偏远了些，却是不缺。
各自落座，窦舜卿道：“骑主，那一日吃的炙肉不错，怎么不见今日准备？”
十三郎笑道：“羊多少钱一只？能省就省一些。这些日子大军入驻，市面上的羊价涨了不少。山里打来的猎肉，肉怎么比得过羊肉？烤来吃不成的，只能大锅煮烂，吃起来才有味道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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