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否则两边的审美根本不同，怎么知道欧洲女性的审美喜欢戴什么款式的草帽？
所以，天津府尹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危机。
在给皇帝的奏折上，算是开眼看世界派的天津府尹给皇帝分析了一番，说“物美价廉，并不是别人一定会买的理由。兴国公的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设想，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才好时时提及与西洋人听”。
现如今，天津作为京城门户，肯定是不准直接沟通西洋的。但即便不准直接沟通西洋，也使得天津的不少产业，完全是依托松江府的海外贸易存在的。
就拿这草帽产业来说，如果西洋人一旦像棉布、茶叶一样加税了，草帽卖不出了怎么办？
不同的人，对同一件事，会有不同的解决思路。
如果是封闭保守派，面对这种事，多半要一了百了最简单。直接下令，查封草帽产业，趁着还没有发展壮大之前，直接毁了，这将来人家要是不买草帽了，不久不会造成失业流民了吗？
而天津府尹不是封闭保守派，面对同样的事，他的奏折上，则是建议朝廷最好还是要多造一些军舰，万一将来人家不买，就去敲门自由贸易。
当然天津府尹不能写的这么直白，而是用了“效日本开关故事”这个在大顺已经可以算作典故的典故了。
主要是虽然漕运全部改革，是最近才完成的。但在这之前，天津已经开始尝试时接收江苏的漕米海运了，试行成功之后才有了全面海运的基础。
而伴随着海运的发展，天津港也逐渐有了商业味儿。
比如附近几个县，开始大量种植花生，这玩意儿比种粮食更赚钱。而辽东麦、虾夷米等，又保证了这里的粮价波动很小。
花生运到天津，再往南方运。
以京城市场为目标的蒸汽动力的磨坊、榨油，原始简陋的火柴作坊、卷烟厂等；为欧洲出口准备的乌枣加工等，也都逐渐发展起来，甚至花生也开始出现期货了。
这种逐渐改变的经济基础，使得天津府尹认识到贸易的巨大价值。加上本身天津也压根不是个好的农业府，纯粹是因为漕米海运而兴起的，本质上也就是个类似于淮安那样的商业城市。新
天津府尹想要当好，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东西。
而了解的多了，也就不可能拍脑袋拍出来个直接全面禁止草帽编织业这样的想法。
不想禁止。
买不买的权力、加关税的权力，还在别人手里。
谷这咋整？
答案也就呼之欲出。
提醒朝廷，应该继续扩大海军，保持海上优势，否则将来可能出大乱子。
这是天津府尹的危机意识。
皇帝对这封奏章颇为满意，批了个有出息、有见地。
但心里对这件事，还是有些难言滋味的视角。
心想本朝的百姓怎么就穷成了这样？要说丝、茶、瓷大量出口也就罢了。
可欧洲是种麦子又不是种水稻的地方，麦秆编织的东西，居然能在漂洋过海之后，比欧洲本地编织的还便宜，且有不错的利润？
他倒是听刘钰说过，美洲金银、物价革命的事。
但麦秆实在是太常见、太寻常、甚至太卑贱了，这玩意居然也能漂洋过海去卖钱，着实是把皇帝有点惊到了。
看过天津府尹的这封奏折之后，皇帝又拿起来另一封关于危机感的奏折。
这是一封来自南洋的奏折。
事倒是也简单。
南洋海军在巡查过程中，抓到了一艘英国走私船。叫“Neptune”，翻译过来要是按希腊神话叫波塞冬，或者叫海神号。
这艘走私船上装着鸦片，船长手里拿着的是明古鲁副总督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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