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普通的共-产-党人，怎么会有人暗中保护？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。
路鸣很快就放弃了保护杜鹃的打算，在这个特殊阶段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至少短时间内杜鹃的安全还是没问题的。
喝完一瓶汾酒，路鸣仍然没有明确指示，安恭根便起身走了。
路鸣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财务报表，看着这些报表，他感到头疼了，看了几年报表，自己都快成账房先生了。
路鸣现在虽然是秘密情报处的处长，可是情报处还处在筹备阶段，并没有多少实际事务需要处理，眼前唯一要花费精力做的就是特工学校的事。
路鸣以前从没想过培养一个优秀特工需要花多少钱，现在总算是知道了，如果说培养一个飞行员差不多需要和他体重相当的黄金，培养一个优秀的特工也大差不差。
培养这类人才所需的花费巨大，真的只有国家才能够承受，绝不是个人的财力所能抵挡的。
好在路鸣背后有一个盛氏，富可敌国，路鸣虽然不知道盛氏究竟有多少家底，却知道盛氏在海外的融资能力比民国政府还强。
路鸣渐渐看懂了其中的奥妙，拥有强大财力的政府才可能是强势政府，囊中羞涩的政府，哪怕嘴上强大，内心却是软弱的。
南京方面在很多问题上跟盛有德产生冲突，最终都是由蒋先生出面，给盛有德某种承诺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路鸣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干这干那的，甚至是无法无天，其实说白了，还是资本在背后撑腰。
只要钱花在有用的地方，路鸣一点也不心疼，这也形成了他的办事风格。
他毫不在乎地包下华懋饭店半层楼做办公地点，这些花费跟特工学校的花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只是一个零头罢了。
由此路鸣不禁想到盛有德的一句话：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跟钱有关，只要有足够的钱，你能办到任何事，只不过办的是人事会流芳百世，办的是鬼事则会遗臭万年。
路鸣把财务报表通通看过一遍，然后叹息一声，不想这些了，要说头疼，那也是盛有德去头疼，反正花的也不是他的钱。
路鸣把财务报表整理好，放进保险箱里，这些都是要交给盛有德审批的，他就是过个手整理一下。
这时黄炎宁一头闯进来，从放在墙角的可口可乐的箱子里拿出一瓶来，打开后一口气喝了半瓶，然后抹着嘴大骂道：“这些该死的俄国佬，气死我了。”
“怎么了，又和他们吵起来了？”路鸣笑了。
“路少爷，这些俄国佬明明会说英语，而且很流利，他们却不肯说英语，非得说俄语，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吗？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。”黄炎宁说着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
两人虽然是上下级，可是相处久了，更像朋友，只要没有外人在，也就不讲究什么规矩了。
路鸣忍不住笑了一声，心里有些可怜黄炎宁了。
这些俄国专家都很热心，而且教学上也毫无保留，但是中俄两国文化隔膜太深了，许多生活、文化上的差异也就显现出来。
至于黄炎宁说的大国沙文主义，路鸣也不陌生，他在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甚至意大利人身上都看到过。
当然在这些苏联专家身上，路鸣也隐约看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，以前跟安德烈和彼得交往了好几年，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。
也许是安德烈和彼得想拉拢路鸣，在一定程度上刻意收敛了自己的言行。
黄炎宁是教务长，教学上、培训上的所有问题都要由他去和苏联专家沟通，靠的当然还是翻译。
黄炎宁英语说得不错，但是俄语一个字母都不认识，这就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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