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第三次反“围剿”时，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：敌军开进东固，找不到粮食，就自己去割稻子。稻谷弄到了，又找不到木砻，没法把谷子脱成米，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。敌军官懊丧地说：“牛作田，马吃谷。今天我们也成了马，要吃谷了。”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，占去了贺子珍很多的时间。所以，部队一宿营，她就有忙不完的事，顾不上休息。于是，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，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，又盼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一觉了。 保管文件，特别是在行军过程中保管文件，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。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，总要召开一些会议，查阅一些文件，起草一些报告，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。文件箱放在老百姓的屋里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，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，一张报纸、一片小纸条，都不能留下，以免落列敌人的手里，给群众带来危险。 有一次，贺子珍办完事，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。她想起存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没检查，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，于是又急忙跑回去，认真察看一遍，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。 组织上对她们的要求是：人在文件在。平时行军，她们守护着文件箱，走在队伍的中间，前面有尖兵、前委，后面有部队。军队作战时，她们就转移到后方。 当时的所谓后方，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。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，她们就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，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，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。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，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，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贺子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：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，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；另一个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，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。 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过程中的一次决战，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。这一仗打得很激烈，敌我双方都投入了主力。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、一座山头地争夺。谁要占领一道峡谷，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，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。 **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，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。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，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打垮敌人!”然后，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。 这时，贺子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，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，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。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**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。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，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。双方子弹都打光了，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，有的用石头砸敌人。敌人死伤过半，仍在负隅顽抗，把军官也集合起来，向红军反扑。 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，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，狂轰滥炸起来，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，乱投炸弹。 贺子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**和朱德的安全，正引颈眺望，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朝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。贺子珍一看不好，赶忙招呼曾碧漪说：敌人的飞机来了，快隐蔽!” 然而，在这光秃秃的山上，没有什么地方可隐蔽的。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。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。她们趴在那里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。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。 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、头上，把她们给埋住了。两个人昏过去了。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战场上一片沉寂，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，互相看了看，发现谁都没有死，也没有受伤。 两人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。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，马上去找文件箱。 文件箱也埋在土堆里了。她们用手把土扒开，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而挑伕早就被吓跑了。 她们四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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