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年代初的。这时，贺子珍同怄气的情绪早没有了。她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：自己既然已经来了，学习也已经开始，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? 怎么也要把这期课程学完了才能回去。于是她提笔给又写了一封信。她在信上说，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，放在婴儿室里，长得完全像他。她写道，分娩后奶水不够，孩子是靠一半牛奶、一半米汤喂养的。她在信上说，在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，不想半途而废，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。这封信的语调是和解的、诚恳的。 把这封信发出后，她就把这件事丢在一边，专心学习起来。 然而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。她在莫斯科生的那个男孩，在十个月的时候，得了感冒。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，没有护理好，转为肺炎，还没有来得及送医院抢救，就夭折了。 贺子珍对此感到万分的悲痛。她觉得，孩子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。那几天，孩子已经不大好了，她怕影响学习，舍不得请假，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了，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。 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，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公墓，埋葬了。 俗话说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 当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，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，同结婚了。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，把她从迷糊中震醒。 直到这时候，她才明白，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，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!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失去了儿子，失去了丈夫，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？ 直到这个时候，她才明白：她之所以生气、委屈，坚持要走，并不是因为对丧失了感情，而正是自己对他强烈的爱的表现。 爱情是自私的，是排他的。在革命根据地，在延安，作为一个革命者，作为一个的领袖，不可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达官贵人一样，同时拥有两个妻子。既然利用了贺子珍不在的空缺，插了进来，既然已接受，那么贺子珍已永远失去! 贺子珍离开延安时，除了随身衣物，什么都没有带，却把那条标志他们爱情生活的红毯带来了。如今，看着这条烧坏过，又织补起来的旧毛毯，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在眼前。贺子珍此时的心好痛啊，如同刀割一般。 然而，世界上却没有后悔药可吃。 在苏联同她一起学习的同志，在知道贺子珍的不幸后，纷纷来安慰她。 贺子珍对此很感激，她表面上总是很平静地说：“这件事不怨他，要怨我。我祝他幸福。以后，我要好好学习，过自己生活。” 从外面上看，贺子珍长得是一副柔弱的身材，但在柔弱的身躯内，跳动的却是一颗刚强的心。 接连遭遇不幸，她并没有被生活打倒，而是顽强地生活着。 她失去了家，失去了爱情，但觉得还有革命的事业，还有自己追求的革命理想，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。她对自己说：“员活着是为了干革命，生活问题是次要的。我要学习得更好，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。” 30年代与在延安。白天，她和同志们一起上课、学习，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 然而，从此她得了严重的失眠症，儿子和爱人的身影如同挥之不去的影子，常在她眼前闪动。这常常使她辗转难眠。清晨起床，同宿舍的同志经常发现，贺子珍的枕头和被子浸湿一片。 从此以后，她害怕过周末。 过去在周末，集体宿舍里欢乐的气氛，从此再也出现不了了。虽然岸英和岸青仍然来看贺子珍，极力想使他们的贺妈妈高兴一点，不断地给她讲述学校里的各种趣闻逸事，想逗她笑一笑。可是，贺子珍似乎没有听见。她耳朵边回响的，总是她最后一个男孩子的笑声和哭声。 有时候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一个人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，来到埋葬儿子的公墓，在那里静静地坐上半天，任凭泪水尽情地流淌。 很快，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要结束了。她的同学高高兴兴打点行李，准备回国，贺子珍却万分地犹豫。按说，她出来学习，不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中国，更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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