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个彪形大汉把贺子珍关进了疯人院，这给她留下了恐怖的印象。岁月蹉跎，噩梦终究要过去。 1941年6月，德苏战争爆发了。战争很快改变了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。 战争初期，德军快速推进，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。他们把莫斯科包围了起来。莫斯科人几乎断炊，每天只能得到很少一点面包，很多人饿死了，一些从中国来而没有走的同志，也饿死了。 在德军合围莫斯科之前，莫斯科的机关、市民紧急疏散。东方大学已经停办。国际儿童院则搬到伊万诺夫市去。没有回国的贺子珍、娇娇还有她的两个哥哥岸英和岸青，都随国际儿童院来到伊万诺夫市。 在儿童院撤离之前，贺子珍看到了莫斯科遭受轰炸的情形。德国的飞机像蝗虫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在莫斯科市的上空掷炸弹，市内的高射炮不断地对空射击，炸弹、高射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，许多房屋的玻璃都震碎了。 伊万诺夫市离莫斯科有好几百公里远，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严寒的世界，常年冰雪不化，雪是下了一层又一层，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在天寒地冻中度过，一般是零下四五十度的气温，使人觉得似乎空气都冻成了冰块。 这里的人们穿着又厚又长的皮大衣，戴着深深的大皮帽，可是一出门，寒气马上穿透皮袄，直刺筋骨，浑身透凉。 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口号，一切为了前线，一切支援前线，为前线服务。这是留在后方的苏联人民，包括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侨民的中心任务。 这样，原来每月70卢布的津贴已经停发，一切生活用品的供给也已经停止。贺子珍同其他留在苏联的中国同志，必须自食其力，挣钱去买配给的口粮。 妇女一般的任务是打毛衣，定额是每个月打一件毛衣，每周打三双袜子。打毛线的活难不住贺子珍，她在老家永新的福音学校女部学习时，手工劳作课学过打毛线活。这里发下来打毛衣、毛袜的线比较粗，应该是好打的，但因为数量多，要按时完成这些任务并不是很轻松的。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饥饿。在苏联，儿童历来是受到特殊照顾的。在食物极端匮乏的战争环境，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娇娇和她的两个哥哥，每天可以吃到500克白面包，有时还有一点土豆，肉是不可能有的，这已经是优待了。 可是，贺子珍呢，一天只能得到300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，没有副食，没有油水，这点粮食，不用说分成两顿，就是一顿，贺子珍也吃不饱。有一次，她实在饿得太厉害，拿着一天的口粮，走出商店没有几步，就三口两口吃掉了。 此时，在中国的延安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，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但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，人们吃饱肚子已是不成问题。 而在苏联的贺子珍，开始时由于在身边的女儿娇娇还小，这点定量可以装饱她的肚子。可是她的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就不够了。两个小伙子经常带着饥饿的肚子，来到贺妈妈的身边找吃的。贺子珍一贯慷慨大方，体贴别人。现在，她看到两个面有饥色的孩子，于心不忍，硬是从自己可怜的定量中抠出一些来，留给他们吃。 她还打起娇娇的主意来。她把娇娇的口粮从国际儿童院领回家，让娇娇同自己搭伙吃，为哥哥们再节余出一点口粮来。 在忧郁、疲劳的神色中，此时的贺子珍脸上，又增添了饥饿带来的青黄色。 为了填饱肚子，贺子珍在打毛衣之余，又开荒种菜。在战争的年月，在后方的苏联人民，都是用这种办法来补充食品供应的匮乏。 贺子珍拖着羸弱的身体，用锄头一点一点地刨开那像石头一样硬的地，把它打碎，堆成两个菜畦。两个男孩在课余和假日常来帮忙。 贺子珍由于从小不会种庄稼，只好在第一年把两个菜畦全种上胡萝卜。她不懂得间苗，肥料又不足，因此长出来的胡萝卜，小得就像刚出生的小耗子。 然而就是这些长不大的胡萝卜，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甜蜜与欢乐。 这时的贺子珍，也无法去实现过去的革命理想，已变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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